面對人口老齡化，養老不是問題的全部

聯合國將“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作為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之一。按照這一標準，我國在2000年左右正式邁進老齡化社會的行列，至今已有20余年。

20年來，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實務界，大家最關注的還是養老問題，而養老最核心的問題無外乎“誰來養”“在哪兒養”“怎么養”。與西方的“接力模式”不同，中國的養老自古以來都以“反哺模式”為主，特別是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時代，主要就是靠子女在家養老，中國人常說的“養兒防老”就是對這種模式最直接的表達。

“誰來養”“在哪兒養”“怎么養”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育兒理念正在發生改變，育兒成本也顯著提高，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少生優生，家庭的規模逐漸從平均每戶五六人縮小到不足3人。加之城鎮化和人口遷移流動，使得許多子女和父母跨市、跨省甚至跨國居住，單純依靠家庭養老面臨巨大挑戰。在此背景之下，居家養老應運而生。 

“家庭養老”和“居家養老”兩個概念看似相近，含義卻相差甚遠。前者主要強調養老的責任主體是家庭，后者則在此基礎上納入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希望通過專業的養老服務和養老設施讓老人能夠在自己熟悉的家庭環境中安享晚年。

例如，在美國，很多老年人都選擇在“自然形成退休社區”養老。原意是老年人自然聚集發展而成的老齡人口占比較高的社區，但這些老年人之所以會聚集起來，并非完全出于“自然”，而是因為這些社區往往更加注重聯合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社區和家庭等各種力量，為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醫療健康、社交娛樂和公益志愿等在內的多元化、個性化服務。

能夠形成的前提是有足夠多健康長壽的老人居住在一起，然而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人類正在變得越來越長壽卻不健康。老年學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它們分別反映的是某一時期出生的一代人能夠活多久和能夠健康地活多久。遺憾的是，盡管在我國這兩種預期壽命都在提高，但二者之間的差距卻呈現出擴大的趨勢。這意味著我們壽命的延長更多是因為醫療技術的發展，使人們帶病帶殘生存的年限得到了延長。

為此，世界衛生組織在2015年的《關于老齡化與健康的全球報告》中，將健康老齡化定義為“發展和維護老年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內在能力和功能發揮的過程”。與過去相比，這一定義最大的變化在于強調“功能發揮”，即便是內在能力不足的老人，只要通過周圍的環境支持能使其按照自身的觀念和偏好來生活，仍然算得上健康老齡化。換句話說，就算是一名患有慢性病或者有肢體殘障的老年人，在藥物、社區支持服務和拐杖、助力車等輔助器具的幫助下，其仍然有能力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就可以稱得上健康老齡化。

健康老齡化內涵的改變，對傳統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提出了新挑戰，如何將“醫”和“養”有機結合起來，成為當下養老服務體系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需要共同探索的重點問題。老齡化先行國家的經驗顯示，“醫養結合”的確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實現健康老齡化。

例如，在新建養老機構時，統籌考慮老年病綜合醫院、護理員、康復療養機構的配套問題；又如，推動養老機構和醫院的業務互嵌，在養老機構中設置醫務室，或者在醫院中增設養老護理床位；再如，我國正在大力試點的家庭病床、長期護理制度等，旨在通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專業護理機構提供醫療和護理服務，為部分身體虛弱、長期臥床或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居家養老創造可能性。

尤其是在社區層面，綜合性的養老和照護體系能夠讓老年人更長時間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生活。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老年人整合照護、美國建立的持續照料退休社區等養老模式，其核心都是通過整合生活照料、健康預防、醫療護理等服務，使無論是處于完全自理、半失能還是完全失能情況下的老年人，都能在家里或者社區中養老。

老年癌癥患者整合照護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智慧養老作為對傳統養老模式的優化與延伸，正在逐漸興起并完善�！爸腔垧B老”這一概念從“智能居家養老”轉變而來，最初由英國生命信托基金會提出，又被稱為“全智能化老年系統”（Intelligent Older System），是指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如互聯網、社交網、物聯網、移動計算等），圍繞老人的生活起居、安全保障、醫療衛生、保健康復\娛樂休閑、學習分享等各方面，為其提供生活服務與管理支持，對涉老信息進行自動檢測甚至主動處置，實現技術與老年人的友好、自主式、個性化智能交互。[1]

目前，智慧養老分為智慧居家養老、智慧社區養老和智慧機構養老三種模式。智慧居家養老模式以老年人的日常照料、精神文化生活、健康照護為主要服務內容，是對傳統家庭照顧養老模式的創新性發展。家庭成員能夠通過鏈接智能設備與信息平臺實時觀察老年人的情況，依靠虛擬平臺購買養老服務，促進養老服務高效化和個性化發展。

在智慧社區養老模式中，社區養老服務中心與智慧化信息管理平臺緊密聯系，共同提供“線上+線下”的養老服務，整合更多社會資源，為老年群體提供綜合性服務，注重增強老年同輩群體之間的認同感，營造社區互助文化。智慧機構養老模式則以養老院、老年公寓、老年護理院等為載體，踐行“醫養結合”理念，借助機構互聯機制為老年人提供連續的高質量服務，有利于養老服務機構從管理上節省人力和時間成本。 

如何度過生命中的第二個“10萬小時”

上文提到的幾種養老模式，主要解決的是內在能力不足的老年人如何養老的問題。實際上，在生活自理能力開始受損之前，大部分老年人更多時候是完全能夠自理的。日本的一項研究顯示，按照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從20歲參加工作到65歲退休，每個人的勞動時間累積約10萬小時，而退休之后每天在社區活動的時間累積起來差不多也有10萬小時。如何更有意義、更有趣地度過生命中的第二個“10萬小時”，正是老年社會參與領域研究的重點。 

傳統的老年觀對老年人的理解較為消極，認為大部分老年人呈現的是依賴、孤獨和癡呆的形象，參與社會的方式都是簡單、被動的，且社會參與程度不斷降低。這些片面的理解否認了老年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但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很多社會參與領域中。

例如，“老年人被大學錄取”會成為新聞，“退休后重返職場”會被認為是搶年輕人飯碗，“老年志愿服務”會被理解為“為老服務”，而非“老年志愿者提供的服務”。這些現象反映的一個共同社會認知就是：老年人被社會養著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應該繼續參與社會活動。

根據世衛組織提出的積極老齡化框架，“參與、健康、保障”共同構成了積極老齡化理論的三大支柱，旨在使老年人通過不斷參與社會、經濟、政治等活動，實現自身價值，提高生活質量。大量老年學的實證研究也表明，不同形式的社會參與對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質量都能產生積極作用。

例如，參加志愿活動的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明顯高于未參加志愿活動的老年人，適當參與志愿活動和有償工作對老年人的健康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參與老年教育、休閑娛樂活動不僅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提高其生活滿意度，還有助于改變老年人對衰老的消極看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時間是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的重要資源。老年人的社會參與現狀其實是在多項活動之間博弈后呈現的結果，不同社會參與活動之間可能存在相互牽制，這對于理解老年人某一類型活動的參與現狀及其發展策略的制定非常重要。

照料孫子女是一種具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參與方式。特別是在雙職工家庭，老年人為了減輕子女的照顧負擔，讓其可以安心工作，往往會自覺承擔起照顧孫子女的責任。因此，對于有能力照顧孫子女的老年人而言，隔代照料的排序往往先于其他類型社會參與活動。

然而，隔代照料不僅是一項需要長期付出時間的勞動，對體力、精力和感情的消耗也很大。盡管老年人照顧孫子女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但過度的照料任務則可能給老年照顧者的身體、社交、情感、發展和時間帶來負擔。因此，我們在鼓勵老年人進行社會參與的同時，必須明確社會參與是老年人的一項權利而非義務，他們應該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而不應讓任何一種社會參與成為束縛老年人的枷鎖。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社會參與的場所也從線下擴展至線上虛擬空間。目前，有關互聯網對人們社會參與的影響，學界存在兩種理論取向：一種是取代論，認為互聯網的使用占用了個體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且由于網絡交流缺少非語言特征，降低了個體社會交往的質量，削弱了人們的社會參與；另一種是擴大論，認為互聯網作為一種社會媒介，不但增加了人們的社交途徑，而且能克服因時間、空間導致的社交障礙，擴大信息來源渠道，促進人們的社會參與。

無論互聯網對老年人社會參與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信息時代的潮流已經不可阻擋，老年人要想不被時代拋棄，更好地參與社會，加強數字技術的學習、使用刻不容緩。由于老年人在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個人認知及能力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一部分老年人在數字信息的接觸、使用和數字素養等方面存在嚴重不足，使得老年群體在數字技能習得條件、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個體差異不斷擴大。同時，數字信息技術使用的起點差距、技能差距、知識差距等多方面的代際不平等也容易造成所謂的“數字鴻溝”，加劇了老年人融入數字社會的困境。

因此，營造“終身學習”的社會環境，進行“科學技術掃盲”，推動智能設備適老化改造，同時保留一部分傳統的服務方式，將有助于為老年人創造一個更加包容的數字化社會。 

老齡化社會面臨的挑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老”代表著經驗和權威。因此，尊老敬老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老年人的價值主要體現為倫理價值。然而，生產方式的轉變對這種尊老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更加強調以個體為中心的青年本位文化逐漸盛行開來，族規家法的影響日益衰弱，導致老年人的價值不斷貶值，老年文化逐步衰落。

當前，人口結構的轉變正在對以青年人為中心的文化提出挑戰。未來，人口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將幫助老年人重拾話語權，老年文化將重新成為社會主流文化。然而，重建并不等于一成不變，新的老年文化要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甚至推動社會創新，就需要在倫理價值以外，賦予老年人更多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和政治價值。要實現這一轉變，則需要包含老年人在內的所有年齡段群體建立起更加積極的老齡觀。

有學者已經開始對老年年齡的起點提出疑問，認為我國已具備提高老年年齡起點的條件。國外有學者甚至提出，以平均預期壽命倒推15年作為新的老年年齡起點，這意味著未來老年年齡起點可能是動態變化的。

例如，根據預測，2100年我國的平均預期壽命為90歲左右，按照15年倒推得到的老年年齡起點將從現在的60歲提高到75歲。若以這兩種年齡起點分別計算老年撫養比，將相差3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每100個勞動者要撫養的老年人數量將減少30人，這將大大減輕社會保障支出、醫療養老服務供給的壓力，對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但正如前文所述，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齡化問題既相互影響，又各具特點，而老年人口問題最大的特點就在于不存在“有無之別”，因為只要有老年人，就會有老年人口問題。因此，如果提高老年年齡起點，雖然名義上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例減少了，但那些被數字掩蓋的老年人不會消失，需要解決的老年人口問題也不會消失。

到21世紀中葉以前，老年群體規模將持續不斷擴大，老齡社會將成為一種新常態，老年人對長期照護、空間和建筑適老化、文化藝術、財產保值增值、產品消費、權益維護等方面的需求也將快速增加。要滿足這些多樣化的需求，需要老年學與醫學、護理、建筑、設計、藝術、金融、經濟、法律等諸多專業進一步交叉融合。因此，構建以老年學為基礎，以多種學科為延伸的老年學交叉學科體系是未來中國老年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加速推進，未來我們將面對一個快速老化的老齡社會，一個老年人口規模巨大的老齡社會，這在全世界都將是獨一無二的。如何營造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社會環境，如何平衡好滿足老年需求和解決老齡問題的關系，如何解決農村養老資源不足等深層次問題，這一系列重大課題并沒有現成的國際經驗可借鑒。這既是中國老齡化社會面臨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