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快速邁向超級老齡化，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2021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的比重為14.2%，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3.5%。換句話來說，2020年至今，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每年增長的比例達到0.7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我國將在未來不足10年的時間內，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有望達到20%，成為超級老齡化社會。

 9月12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權威部門話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民政部部長唐登杰表示，要深入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大力發展養老事業、養老產業，努力提高廣大老年人生活品質。

我國老齡化的程度正在不斷加深，如何正確的認識我國老齡化社會？如何看待老齡化社會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應對老齡化社會，我們應該采取哪些舉措？

就上述問題，近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汪偉。

汪偉表示，中國正處于深度老齡化向超級老齡化快速發展階段，這對中國經濟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采取正確的舉措，將會繼續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汪偉

快速邁向“超級老齡化”

《21世紀》：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我國國策，你如何看待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汪偉：人口老齡化是一種年齡結構變動的趨勢，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預期壽命延長所引起的。同時，這也是一種全球性的趨勢，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

中國正處于深度老齡化向超級老齡化快速發展的階段。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意味著一個國家進入淺度老齡化社會；達到14%，意味著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達到20%，意味著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

觀察中國歷年人口普查數據，在2000年，中國進入淺度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數量的約7%。在2021年，中國已經進入到深度老齡社會，2021年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數量的約14.2%。預計到2030年之后，中國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將超過20%。

從速度上看，中國大約只用20年時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預計只用10年左右的時間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該速度甚至超越此前人口老齡化進度最快的日本。此前，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日本用了11年。

《21世紀》：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社會有什么特點？你認為有哪些特點需要重點關注？

汪偉：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具有進程快、時間短、老年人口數量多、區域發展不平衡、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未富先老”等特征。

首先，從數量上看，中國具有全球最多的老年人口，2022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2.8億，占總人口的19.8%。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50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4.8億，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高達34.6%。同時，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具有累積效應，老年人口不僅數量較大，而且逐步表現出高齡化趨勢。

一般認為，60—69歲是低齡老人，70—79歲是中齡老人，而80歲以上則為高齡老人。2021年，中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數量為3780萬，年均增長速度為5%，這個速度明顯快于60-79歲低中齡老人的增長速度，預計到2050年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數量將達到1.2億。 

其次，人口老齡化存在空間上的不平衡。一方面是農村與城市之間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差異，農村在未來會面臨更為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另一方面是東中西部之間的差異。

具體來看，中國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鎮。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農村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鎮總人口的比重分別高出7.99、6.61個百分點。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現象？主要原因是近年來大量農村的青年人離鄉進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的人口老齡化，卻加劇了農村的人口老齡化。

此外，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老齡化程度，普遍高于西部等經濟落后相對地區的老齡化程度。但近二、三十年來，由于大量青年人口向東部地區流動，東部地區的老齡化趨緩，而中西部的老齡化程度越來越接近東部地區。

最后，雖然從國際經驗上看，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現象，但是我們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一般情況下，經濟發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三者大致是同步的，比如說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到老齡化社會時，它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處于發達國家的水平。

然而，在中國人口轉變并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足1000美元，說明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在經濟發展水平尚處于較低水平時，老齡化程度就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中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出現了其他國家不曾遇到的問題，它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需要妥善應對。

《21世紀》：9月12日，國新辦舉行“權威部門話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提到了我國老齡事業和養老服務。你認為我國老齡事業和養老服務發展如何？政府應該如何更好的搭建我國養老服務的框架，以應對老齡化不斷加深的局面？

汪偉：在老齡化不斷加深的局面下，我國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實現老齡事業、養老服務與老齡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但當前我國老齡事業、養老服務與老齡產業發展還存在著很多問題，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老年服務供需矛盾突出。

而這與多方面因素有關。一方面，老齡產品研發滯后，企業創新不足，產品及服務單一且技術含量過低。另一方面，老齡產業還面臨產業標準缺失、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養老產業發展政策，已有優惠政策落實不到位，導致很多企業認為老齡產業投資前景不明朗，處于觀望狀態，養老產業的民間投資動力不足。此外，養老服務業還存在基礎設施不足、人才資源短缺（特別是專業護理人員短缺）等問題。

為此，建議一是應加快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加快老齡事業、服務和產業協調發展。應健全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增強養老服務的普惠性和公平性，保障人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的基礎上，有效滿足老年人多樣化、多層次養老服務需求，增強老年人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

二是在注重老齡事業、養老服務和老齡產業的協同發展的同時，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放管服”改革，重視激發養老服務和老齡產業市場活力，形成一個政府做好宏觀管理，老齡產業企業以市場化、規范化為準則自主經營管理的良好局面。

三是要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提高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加快養老服務人才培養。

四是應完善長期照護服務體系，將家庭養老與社會化照料體系相結合，以提供充足的老年照料是大多數國家的選擇，在加強對家庭照料行為支持的同時，應加快推進社會化照料體系建設。

開拓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21世紀》：老齡化社會的經濟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人們擔憂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會顯著降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你如何看待中國老齡化社會對經濟的發展？政府應該做哪些準備？

汪偉：對中國經濟而言，人口老齡化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中國不可能永遠依靠人口紅利，在當前人口老齡化日益加深的局面下，經濟政策上恰恰是優化產業結構、加快人力資本水平、提高技術創新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有利時機。

首先，人口老齡化會促進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經濟轉型，雖然人口老齡化必然帶來勞動力供給短缺，但是也會促使企業通過更多的研發投入來提升競爭力，這種“倒逼”機制有利于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經濟轉型。比如在人工智能產業，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促進了人工智能發展，我國的工業機器人增速極快，國際機器人聯合協會發布的《2022年世界機器人報告》顯示，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機器人市場，2021年機器人的安裝量位列世界第一，占世界總安裝量約50%。經濟政策應順應這一趨勢，因勢利導，幫助企業實現轉型升級。

其次，通過提高受教育水平來加快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在知識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物質資本投資的折舊率高，投資回報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相反，人力資本投資的報酬率卻能持續維持在高水平上。人口老齡化必將誘發從重視物質資本投資，向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的轉變。同時，健康老年人口的經驗、技能等人力資本，可以擴大人力資源的供給，從而使經濟中的生產力提高。

為此，中國需要深化教育改革，發展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并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通過市場化改革，消除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的扭曲并形成有效的人力資本投資激勵機制，為人力資本紅利的釋放掃除制度性障礙。

同時，我認為，政府應對當前的市場教育融資模式進行改革，并選擇適當的時機轉向以公共教育為主的教育融資模式，因為我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老齡化比較嚴重的情況下，公共教育融資模式比市場教育模式可能有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此外，中國還需要通過戶籍制度、就業、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宏觀政策的改革，與教育領域改革的相互配合與協調，將經濟引入人力資本積累的動態調整路徑上去，并收獲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

最后，人們在人口老齡化面前并不是被動，人口老齡化會促使人們重新分配經濟資源、提高協調生命周期行為的能力。事實上，個人如果體察到人口結構的這一變化，其在工作階段的儲蓄和消費行為就會隨之改變,“未雨綢繆”的儲蓄動機會形成新的儲蓄來源，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并不必然損害中國的經濟增長。

《21世紀》：我國老齡人口增速非�？�，你認為當務之急應該做哪些準備？有哪些應對建議？

汪偉：當務之急要在以下四個方面深化改革，推出強有力的政策。

第一，我國應通過構建與生育相關的政策支持體系，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愿。更多的孩子出生，對修正失衡的人口年齡結構、對增加未來勞動力數量與減緩老齡化的速度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時也有利于降低家庭和社會的養老負擔與養老壓力。

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僅憑放寬生育限制很難扭轉低生育的困局，日益攀升的生育成本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家庭生育的積極性。因此，在放松生育限制的同時，應建立健全與生育政策配套銜接的生育支持體系，切實減輕家庭的生育成本。

中國可以借鑒國際經驗做法，通過多樣化的育兒津貼與兒童稅收優惠政策，來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和養育子女的成本，對多孩家庭采取梯度生育補貼，以此來提高家庭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另外，在發放津貼的同時，應輔之以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對生育二孩或三孩的家庭可以在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給予更高的減免額，對不同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激勵和保障。

第二，完善養老保障體系，有效化解養老風險。近年來，中國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大幅提高，參保人數已超過10億人，但也存在養老保險待遇、統籌層次較低、三支柱體系發展不平衡、低收入群體的繳費負擔較重、地區間養老負擔不平衡、償付風險日益凸顯等問題。

未來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既要增強養老保障體系的自我積累功能，解決養老保障體系未來的償付風險，又要增強養老保障的激勵功能。

一方面，應完善“統賬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同時，增強養老保險體系的自我積累功能，讓老年人的養老金水平應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調整，使得老年人可以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生活更有保障。另一方面，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需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制度設計來應對人口老齡化。一是要提高統籌層次，完善地區間養老保險支出的轉移支付制度，加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這樣既有利于通過地區間的互助共濟來共同抵御老齡化給養老保險體系帶來的財務風險，又有利于體現養老保險制度的地區公平，同時還有利于勞動力在地區間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從而可以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但由于征繳激勵和委托代理關系等方面的原因，應警惕提高統籌層次可能帶來的激勵不足和基金收入下降等問題。二是應通過提高國有資本劃轉養老保險基金的比例和基金的投資效益，來充實基金收入，政府可探索包括發行公債在內的多種基金缺口彌補方式，以更好地化解養老保險的償付風險。

第三，采取相對靈活的彈性退休年齡制度，擴大勞動力資源的供給。與OECD國家和歐盟國家相比，中國的退休年齡和老年勞動參與率都明顯偏低，過早的退休年齡和過低的老年期勞動參與率，導致富有生產性的人口過早退出勞動力市場，造成中國勞動力資源嚴重浪費。同時退休年齡過早，也導致中國養老保險收支狀況惡化，養老金體系財務風險隨著老齡化的加劇而上升。

同時，從現實來看，老年人的勞動供給決策不僅受到退休制度的影響，同時也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健康狀況、扶幼負擔、閑暇偏好、就業環境等多方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國亟須改革僵化的退休制度，建議采取相對靈活的彈性退休年齡制度，允許勞動者在一定范圍內自主決定老年期的勞動供給和退休年齡。不過，應審慎安排相關配套措施，對勞動者延遲退休形成正向激勵，引導其自愿延遲退休。

第四，釋放老年人的消費潛力，發展“銀發經濟”。日益龐大的老年群體將形成日益增長的潛在消費市場，為“銀發經濟”的興起提供發展機遇。我國亟待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做好這方面的準備，充分釋放老年人的消費潛力，將發展“銀發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當前，“銀發經濟”的興起還面臨一些現實障礙，比如中國老年群體的儲蓄偏好普遍較高、勞動參與率較低、養老保險體系欠完善等主客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老年消費的提高。因此，中國也應通過政策組合提高老年人的消費能力，通過更好的制度設計來解除這些現實障礙對消費需求的束縛，從而保證“銀發經濟”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