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時刻是什么時候？看后更佩服

1960年，中國人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再次來到中國，他向毛主席提了一個問題，問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

毛主席回答他：那應該是在長征途中，與張國燾的斗爭的時候。

帶領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毛主席，在革命中無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也無數次跌到了再爬起來，繼續奮斗向前，他的革命道路上也經歷了無數挫折。

為什么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會成為主席一生最黑暗的時刻呢？

挾兵索權

毛主席之所以認為1935年長征途中的斗爭，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因為在那個時候，也是紅軍面臨分裂的危險時刻。

自從井岡山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后，蔣介石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消滅紅軍。

為了達成目標，蔣介石調來了100萬大軍，自己任總司令，對中央革命根地先后進行了五次“圍剿”。

1935年1月，當中央紅軍好不容易突破湘江封鎖線時，人數接近20萬的紅軍只剩下了3.7萬人。

當時紅軍的計劃，是繼續向湘西推進，然而早有準備的蔣介石已經在前方布下了重兵，如果紅軍繼續原來的路線，勢必會跳入蔣介石準備好的陷阱中。

在這個危急關頭，毛主席建議放棄原計劃，紅軍改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推進。

這個當時可以挽救紅軍的計劃，卻遭到了王明和李德的強烈反對，直到紅軍拿下貴州黎平，并在黎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才在會議上肯定了毛主席對于軍事的指揮能力。

1935年1月，紅軍又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不僅確定了毛主席、周恩來、王稼祥這個新的“三人小組”，還為紅軍后續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就在當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音“冒”）功會師之后，紅軍的前途，又發生了變數。

最大的問題，就是張國燾。

在紅軍會師后，張國燾發現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實力上存在巨大差距。

這個差距用毛主席的話來講，當時的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帶領的紅四方面軍比起來，就是叫花子和海龍王的差距。

這樣懸殊的差距，讓張國燾開始有了別樣的心思。

所以在懋功會師之后，盡管大家表面一團和氣，但是會師之初，張國燾就有點自傲地問周恩來：你們有多少人？

周恩來當時就察覺他口氣的傲慢，當時也不軟不硬地回了過去。

會師第二天，紅軍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做戰略方針的報告，提出紅軍之后會北上川陜甘一帶。

張國燾雖然在會議上同意紅軍北進的方針，但同時也提出了“南下”的想法，他對于“統一指揮”的問題雖然沒有多說，但之后卻隱隱流露出自己要掌軍權的想法。

兩河口會議之后，紅一方面軍根據中央的決議向北前進，在連續翻過兩座大雪山之后，終于到達了四川蘆花，張國燾在此時突然提出了解決組織問題的決議。

張國燾提這個，無非就是看到他強中央弱，有了別的心思了。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張國燾指使他的親密伙伴，在中央各領導中頻繁活動，軟硬兼施，在內部搞起了分裂。

此時的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雖然從蔣介石的重重包圍中逃了出來，但還沒有徹底擺脫蔣介石軍隊的圍堵。

外患仍在，內部卻有了分歧，這對仍處于生死存亡關頭的紅軍來說，確實是非常危險的。

面對張國燾試圖分裂紅軍的舉動，中央也從大局出發，盡量團結張國燾，說服他大局為重，但卻沒有成功。

連夜脫險

為了達到自己領導中央的目的，張國燾先后找過聶榮臻、博古，想要把他們拉到自己的陣營，卻都沒有得逞。

為了要挾中央，張國燾借口“組織問題”沒有解決就不利于行軍，不顧中央命令紅四方面軍盡快北上的命令，一直不肯出發。

為了團結張國燾，讓他盡快北上，周恩來讓出紅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改由張國燾擔任。

軍委還成立了前敵總指揮部，以四方面軍的徐向前為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

即使中央做出了這樣的改變，可是張國燾還不滿足，仍然以“組織問題”沒有解決為由，一再貽誤戰機。

就在張國燾遲遲不肯北上的時候，國民黨胡宗南已經在四川松潘縣集結了大量兵力，使紅軍處于腹背受敵的危險之中。

形勢的變化，讓中央不得不再次修改戰略，重新制訂了新的戰略計劃，并于1935年8月在四川沙窩又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

會上，張國燾仍然堅持，認為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他還在會上有意將思想上的分歧，擴大到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矛盾上去。

因為中央其他委員對于中央決議的支持，張國燾在會上勉強同意了中央北上的方針，但到了會后又變了主意。

中央原本規定讓張國燾率部北進夏河流域，在甘南形成擴大之勢，張國燾卻提出，自己要經由阿壩向青海、寧夏進軍。

他的這個要求，與中央的計劃背道而馳，所以毛主席和前敵委員會的總指揮徐向前向張國燾致電，要求他按照原計劃進行，張國燾卻置之不理。

此時的他心里已經有了計較，不僅自己一意孤行想要南下，還準備以非常手段，讓中央和他一起行動。

9月9日，張國燾致電陳昌浩，讓他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借著人多勢眾的優勢，要挾中央和左路軍一起南下。

毛主席當時就和陳昌浩在一起，他聽到陳昌浩說張國燾要求南下的意思后，立即表示要和中央書記處開一個會。

毛主席說，周恩來和王稼祥同志都在紅三軍團司令部，那我就和張聞天、博古一起去三軍團司令部找他們開會吧。

說是開會，其實是毛主席已經意識到了危險，用開會的由頭脫險，所幸當時陳昌浩仍是相信毛主席的，就讓主席去了紅三軍團。

毛主席一到三軍團，就立即招呼葉劍英等人，帶著紅三軍團和紅軍大學連夜北上。

他們北上雖然果斷，但是途中因為紅軍大學的政委何畏，差點走不了了。

當時何畏把紅三軍團和紅軍大學北上的消息告訴了陳昌浩，陳昌浩立即命令他們停止前進，于是紅軍大學的學員便都停止了行軍。

毛主席等人走在前面，他們看到紅大的人停下來了，就也停了下來想問個究竟，正好紅大的教育長李特也帶人趕了上來。

李特之前曾任紅四方面軍的副參謀長，性格急躁而且槍不離身，他帶人趕上來后就氣勢洶洶地問毛主席：張總（張國燾）命令南下，你們為什要北上？

李特的幾個警衛員手里的駁殼槍已經上膛，他們的手指就扣著扳機，一副隨時動手的樣子。

眼看現場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毛主席示意大家不要緊張，然后平靜地李特說：現在的形勢擺在眼前，大家分析一下，北上還是南下可以商量。

接著他話鋒一轉，表示彭德懷同志也支持北上，此時帶著紅三軍團就在后面，大家都是紅軍，要團結。

彭德懷是出了名的性子直脾氣爆，連李特也有所顧忌，所以在聽說了彭德懷就在后面之后，他就沒敢輕舉妄動，只是把紅大學員中，原屬于紅四方面軍的人帶走了。

那一天，正是1935年9月9日，這天經歷的一切，深深地烙在了毛主席的心里。

另立中央未得逞

帶領紅三軍團北上后，毛主席和部隊在經歷了重重艱難險阻后，終于在1935年10月19日，進入陜北吳起鎮，和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

而張國燾則率部來到了四川理藩縣卓木碉，又另立了一個“中共中央”，還宣布“開出”毛主席、周恩來和張聞天等中央委員的職位和黨籍。

他還給陜北的中共中央發電，說中共中央應當自稱“北方局”，自己這里才是名正言順地“中共中央”。

就在張國燾妄想取代中共中央的時候，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從蘇聯返回，他艱難來到陜北之后，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向張國燾發電。

張國燾此時還想憑借與林育英之前共事的私人關系，在回電中將“分裂紅軍”的責任，全部推給了毛主席。

在電文中，他還儼然以“中共中央”自居，發文的落款使用的就是這個名稱。

誰知林育英接到張國燾的電報后馬上回復他，共產國際同意“北上”的路線，并將張國燾另立的中央稱為“西南局”。

這封態度鮮明的回電，讓張國燾徹底成了孤家寡人，中共中央又趁機做工作，1936年6月6日，張國燾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帶領紅四方面軍北上。

等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之后，中共中央又成立了西北局，不計前嫌地任命張國燾為西北局書記。

當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這也意味著張國燾的“南下”計劃徹底破產，紅軍終于完成了戰略轉移，為以后工農革命的徹底勝利，開辟出了新的天地。

1937年3月，為了糾正張國燾在長征途中的路線錯誤，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當時毛主席之所以決定和紅三軍團連夜北上，是因為張國燾的電報命令上明確說明，要南下開展黨內斗爭。

葉劍英看到這個電文之后，立即報告給了毛主席，毛主席這才當機立斷，決定帶著紅三軍團和紅軍大學北上。

而且為了紅軍內部的團結，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當時中央對于張國燾一直采取隱忍的態度，但是張國燾卻一直咄咄逼人。

會議上因為這些對張國燾提出批評時，他虛心地一一接受，并表示都是自己固執己見的錯誤，還寫了《我的錯誤》進行檢討。

然而此時的張國燾心里已經有了別的想法，這會他認錯態度良好，不過是為了迷惑中央做出來的假象。

第二年4月，張國燾就趁著祭奠黃帝陵的機會，離開陜北加入了國民黨特務組織。

大浪淘沙，革命路上苦難重重，能堅持正確的道路走到最后的，才是堅定的無產主義戰士。

雖然張國燾中途自己走了歪路，但是中國革命在毛主席等中央委員的領導下，讓革命回歸正確的道路，在紅軍面臨分裂的情況下挽救了革命，才最終有了今天的中國。

結語

毛主席一生經歷過數次險境，1927年被國民黨的“清鄉隊”抓住，他在途中奮力逃脫，躲在亂草中，跟搜索的人近在咫尺，因為沒有鞋子，脫險時腳底已經是鮮血淋漓。

井岡山時期，看著敵人已經沖到了指揮部前面，毛主席毅然帶著戰士們一起沖鋒，戰士們大受鼓舞，這才把敵人打退。

然而這些對于毛主席來說，只是他個人的生命遇到危險，怎么能比得上革命到了險境的時候，所以盡管他一生也有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但是對于他來說，那次與張國燾的斗爭，才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

他是怕中國革命從此再走上誤區，怕中國的勞苦大眾因為這個錯誤，離光明遠了一步，與這些相比，他的個人安危反而是小事。

這才是大公無私的領袖胸襟。